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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映照中原文化沃野: 作者： 韩绍诗 来源：河南日报 年份：2001 文献类型：报纸; 描述：毛主席观看豫剧《朝阳沟》$$ 1963年的冬天，河南省豫剧三团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完戏曲艺术片《朝阳沟》后，接到了文化部艺术局的电话通知，调三团到北京演出。到北京后，我们住进了北京演出公司招待所。12月31日下午，由专车早早地把《朝阳沟》演职员送到中南海怀仁堂，只是说为中央领导演出，谁也不知; 全文：毛主席观看豫剧《朝阳沟》$$ 1963年的冬天，河南省豫剧三团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完戏曲艺术片《朝阳沟》后，接到了文化部艺术局的电话通知，调三团到北京演出。到北京后，我们住进了北京演出公司招待所。12月31日下午，由专车早早地把《朝阳沟》演职员送到中南海怀仁堂，只是说为中央领导演出，谁也不知道毛主席要来。当时剧场纪律格外严格，演出前各部门都认真地有条不紊地做准备工作，以防出差错。$$ 8点该打预备铃了，却没有听到铃声，大家都有些紧张。突然，怀仁堂内灯光亮如白昼，观众席上掌声雷动。有的演员出于好奇，扒着幕缝向外瞧（“啊！是毛主席！”霎时，毛主席来看戏的消息在后台传开了，大家激动万分。那晚的演出，演员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超水平地发挥了各自的演技。毛主席在观看中时常开怀大笑，剧场内的气氛一直非常活跃。$$ 演出结束后，已是1964年元旦的凌晨了，剧场内灯光辉煌，台上台下一片欢腾。毛主席从右侧健步走上舞台，刘少奇、朱德、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紧跟在后。这时演员们都像孩子似的蹦了起来，不住声地喊着：“毛主席！毛主席！” 大伙儿簇拥着毛主席，都争着要和他老人家握手。毛主席用湖南口音说：“祝你们演出成功！”这时，站在毛主席身边的魏云同志（扮演银环）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竟冒出一句：“俺都不会演戏。”毛主席笑着说：“演得好嘛！”$$ 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彭真等中央领导与演职员一一握手后，同大家合影留念。蹲在毛主席跟前的高颂喜小同志（扮演巧真）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竟扭转身来拍起了毛主席的肚子。大伙儿开心地大笑起来，毛主席也亲切地叫她“小鬼”。$$ 我现在还珍藏着当时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它已成为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1949年6月1 日，《河南日报》在当时的省会开封市创刊。在筹备报纸出版的时候，报社全体职工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写个报头。可是，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1949年9月初，北平传来喜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于9月21日在北京召开。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等是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河南代表，这就有了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的大好机会。在代表们启程之前，河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于大申同志特意向吴芝圃同志转达了报社全体职工的心愿，希望他到北平见到毛主席时，一定恳请毛主席给《河南日报》写一个报头。吴芝圃同志欣然应允。$$ 1949年10月13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几位河南代表从首都回到开封，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毛主席答应给《河南日报》题写报头。代表们讲：会议期间，他们提出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的要求。毛主席风趣地说：“各家报纸都让我写报头，那全国报纸的报头岂不成了清一色啦？还是不写为好！”经过代表们的再三请求，毛主席终于答应了下来。$$ 在盼望中，毛主席题写的《河南日报》报头，于10月下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寄到了河南省委，随后由于大申同志带回报社，展示给大家观看。在一张约八开大小的宣纸上，毛主席笔走龙蛇，书写了四组“河用日报”共16个遒劲大字，并在自上而下的第一组和第四组“河南日报”的右下角各画了一个小圆圈。很显然，这是毛主席认为满意而圈定的题字。这两组题字的结构特征是：第一组的“南”、“日”二字明显地小于“河”、“报”二字，写得潇洒俊逸；第四组四个字大小比较匀称，结构严谨，气势恢弘。经河南日报编委会研究决定并报省委批准，选了毛主席圈定的第一组“河南日报”，请开封市私营新豫印刷厂制成锌版报头，于1949 年11月1日启用。1952年7月1日，在纪念建党31周年时，编委会决定并报省委批准，改用毛主席圈定的另一组 “河南日报”报头，直至今日。$$ 河南大学的抗敌训练班$$ 在河南大学教着书，卢沟桥大炮响了。在许多文化人（我也跟在后面呐喊）“大做文章”动员群众以后，河南先进青年都感觉到学习救亡理论和技术的必要。河南当局以及一般朋友们帮助我，教我办短期的训练班。不久成立了一个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青年们投考的踊跃，学习的热心，使我们确信中国绝不会亡，抗战必然胜利。训练班主要课目是中国问题（嵇文甫先生担任）与游击战术（马致远同志担任），这两位台柱子撑起训练班的“金字招牌”，声名很好，在青年群中起着颇大的影响。那时候我们的预定计划，是挑选一部分学生沿平汉线（重要城市）办短期训练班，兼做民运工作，联合当地青年，广播救亡种子，最后目的是到信阳去打游击。$$ 训练班一个月毕业，我们决定从开封步行到许昌，路程120公里，作为毕业考试的试题。这在住惯城市的人看来，确是一个颇难的 “试题”，可是应试的几乎是学生全体（约200人）。我们经费经验都很缺乏，只能允许70个学生（应试），名称改为河大抗敌训练班服务团。团长嵇文甫留开封做统一战线工作，免得顽固分子造谣捣乱。我们在许昌办了一个两星期的训练班，收获不坏，虽然也有不少想破坏我们的人，但当地官绅、教育界以及驻军某军团长却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正当阴历年底，90人的服务团，浩浩荡荡向舞阳县进行了。$$ 我在开封曾编了一本《游击战术》，两个月销售到5000册，因此，我被闻名不识面的朋友们误认为游击战术专家了。我到许昌第二天，就被某中学校长“敦请”去讲游击战术，他对学生介绍，肯定我是中国著名的游击专家。（我虽当场否认，他们还恭维我谦虚。）豫西南某地方当局，跑到开封找嵇文甫先生，指名要我去教游击战术，嵇先生哈哈大笑，说你们要请范文澜教游击，等于要我教一样的笑话。我深切感觉到虚声浮名误事不小，此后随时警惕不要做抗敌阵容里的“招摇撞骗者”。$$ 我们大队到了舞阳，驻军某师长表示欢迎，师部参谋政治工作人员更相处很好。某夜，服务团的话剧团在城里演剧（团员大部在乡间工作），公安局请我到舞台后面谈话，他说县长奉某军长面谕，限贵团明天离舞阳境。我说，好，明天再见。演剧完了，我们回到寓所，我向团长报告，大家不由得愤恨起来。我说：“我们应该有在中华土地上做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阳难道不是中国土地吗？我决计不走，我决计到舞阳县监狱里找中国土地去。”团员们叫起来：“我们一起去。”第二天清晨（不等公安局来），我先去请教某军长，什么理由要我们走。某军长完全否认，说那是县长传话错误。师部人员办了几桌酒席慰劳我们，我用坦白豪爽态度，和他们痛饮酬酢，宾主都醉了，而我尤其醉得凶，倒在床上呻吟。在断断续续激励团员们的言语中，几乎全体哭泣，不能仰视。师部人员也陪着愤慨，某参谋拔出手枪，声称去县政府枪毙那个县长，团员们拉住他，他还对空连放几枪，表示义愤。我第二天醒来，团员告诉我，“好事者”还把这一场闹酒起个名，叫做“范先生大闹舞阳城”。我很惭愧，不敢再喝醉。$$ 我决计办训练班，舞阳青年会会员二三千人，愿意轮流进城受训。某军长出面阻止，某校暗中捣鬼，使我们无法进行。我去武汉想找人疏通，却被某某顽固机关压迫我上鸡公山──河南大学新迁的校址所在。我考虑轻重利害，只好上山重当“教书匠”。服务团改成战时教育工作团，依然不顾环境困难，继续活动。$$ 上海抗日救亡演出队在洛阳$$ 1937年秋，上海抗日救亡演出队一队、二队先后来到洛阳。先到达的是二队，主要成员有剧作家洪深、音乐家冼星海、电影导演金山、电影演员田方、田烈、贺路、王莹、欧阳菲莉。一队来洛阳较二队晚，人数不多，成员有宋之的、钱俊瑞、季方、丁里、黎莉莲，导演崔巍等。二队在洛阳上演的主要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九一八以来》、《在东北》、《保卫卢沟桥》等，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响应。$$ 冼星海随演出二队来洛阳时，看来不过30多岁。他来后，洛阳城的音乐教师都跑到洛阳师范礼堂跟他学唱抗日歌曲。他教的歌曲有《救国进行曲》、《打回老家去》、《运动会歌》、《黄河大合唱》等。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打起拍子来用两个指头打着响撇，使学习者毫不拘束。$$ 洪深先生是戏剧作家，当时还是话剧演员。他待人接物没有一点架子。那时他在《在东北》一剧中饰小明子爹，在《上海之战》一剧中饰日本兵。在准备演《上海之战》时，化装完毕静候出场，饰中国受辱少女的演员王莹走到洪深面前说：“洪深先生，今天打耳光稍微轻一点行不行？” 洪深先生把头一摇，决断地说：“那不行！”王莹眼里掉下泪来。$$ 洪深先生快要离开洛阳时，洛阳师范邀请他到校讲学。刚讲了几句，有一位叫李渠的同学就站起来说：“洪深先生，我们迫切地希望获得编写抗日剧本的基本知识，而不是整个戏剧理论。”大家都觉得这样有些唐突。洪深先生却很客气地说：“你请坐，我正是希望你们这样提问题。不论是小说、戏剧，素材必须来源于现实生活。我最近准备写有关空军生活的剧本，名字还没定下来，如果不了解空军的生活，从何处写起呢？”接着他便谈起如何在生活中收集各种素材，并举了《水浒》塑造人物的例子。最后他强调，坚决反对臆造的空中楼阁。他的讲话达两小时之久，最后在暴风雨般的掌声里结束。$$ 金山先生在抗日救亡演出二队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二队演员不多，上演《保卫卢沟桥》需要人很多，他们问洛阳师范提出要几个同学去做配角。学校派8人去协助他们演出，趁机学艺。学生扮演中国士兵，只有一个兵有一句台词。金山先生执导，气氛极为严肃，学生有一点做得不好，他立刻挥手，高喊重来。金山先生真认真，简短的一句台词，他既要听语气，又要看动作，还要看面部表情，至于台步位置，那就不用说怎么讲究啦。演员的每一个动作，他都亲身示范，台词每个字的轻重他都一教再教。就是二队的正式演员，他也不轻易放过，一点不对，就得重来。这些情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抗日救亡演出二队走后不久，演出一队也来了。一队人数少，所演的剧目不多，有《放下你的鞭子》、《一颗炸弹》、《火中的上海》、《黄浦月》等。每次上演前都先唱抗战歌曲，他们演唱的歌曲有《全面抗战》、《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流亡三部曲》等。$$ 电影导演崔巍先生，随上海抗日救亡演出一队来到洛阳。一次，他和本队演员特意去观看洛阳师范话剧团演出。他们来到的时候，我们演出准备已经就绪，正要开始化装。我当时演《放下你的鞭子》里的卖艺老人张三，崔巍先生微笑着问道：“谁是演老头的？来！我替你化装。”我首次登台真有点沉不住气，幸亏剧情熟，没出大差错。演出后我请崔巍先生指教，他微笑着握住我的手说：“演的不错，以后演多了就会更好一些。”$$ 上海抗日救亡话剧演出一、二队离开洛阳后，途经西安到了延安。他们在洛阳停留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20天，但他们是洛阳抗战文艺的拓荒者，影响很大。他们走后，抗战歌曲声震洛阳城乡。洛阳师范和洛阳第八初级中学的剧团在洛阳、荥阳、偃师等地上演抗日剧目，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忆《拂晓报》$$ 《拂晓报》是抗战时期新四军第四师主办的报纸。它是四师全体指战员和各界抗日人民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全师、全边区各旅、团、县办的《永光报》、《奋斗报》、《夏声报》、《团结报》、《人民报》、《抗大生活报》等报刊中的主导报。《拂晓报》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爱护它如同我的生命。从1940年到1945年，我共保存了《拂晓报》311张，装订成册。《拂晓报》的精神也永存在我的脑海里，谁也不能抹去。$$ 1940年至1945年，《拂晓报》是蜡纸刻写油印，四开四版。 1942年 9月 30 日，为纪念《拂晓报》创刊（1938年9月30日创刊于确山竹沟）四周年，专门出了四版特刊。每期报纸，文字精炼，内容动人，刻写端正，印刷清晰。1940年《拂晓报》还曾远渡重洋在美国纽约展览会上展出，受到在美的中外友好人士的赞叹。$$ 彭雪枫师长和四师党委非常重视、关心《拂晓报》，具体指示办报的方针。社论、评论等重要文章，都由彭师长等亲笔拟稿或修改审定。从收音机收到的国内外新闻记录，每逢交给彭师长，他都是当夜详细审阅，至次日晨送往《拂晓报》社刻印。拂晓社原编印《拂晓报》、《拂晓每日电讯》两报，至1941年冬又增办《拂晓报部队版》。$$ 1941年至1943年间，全报社共10多人。1941年上半年，陈阵、庄芳、蓝芳、杜百根各负责《拂晓报》一个版的编辑及刻写，李朴人、魏延年负责《拂晓每日电讯》的编辑，记者余智明、采访张洪、钱申夫、刘炳衡负责拂晓社三报的印刷。1941 年秋，增加了刻写蜡纸的人员和电报译员。1940年上半年，报社驻永城南涡北大庄等村。1940年“六一”战斗后，随师部转战涡北及淮上。报社10余名同志编稿、刻写往往要到夜间11点至12点，有时超过午夜。当时陈阵、李朴人二同志年纪较大，身体瘦弱，但始终带头与同志们一样工作到深夜，从不多休息片刻。王先美是女同志，当时还不满20岁，生疥疮。身体常发热、浮肿，仍与同志们一样坚持工作不息。$$ 当年在游击区办报，经常受到日、伪袭扰。一旦转移，同志们背起钢板、蜡纸、铁笔、油印机就走，到宿营地找个房东的桌凳或木板，就伏下刻印。1941年初，《拂晓报》与师政治部住一通院，负责《拂晓报》及《拂晓报部队版》编辑和刻印的陈阵等九同志住三间西屋，负责《拂晓每日电讯》的李朴人等在两间东屋，另外王先美也在此屋译报。床是各自拾的旧砖头垒成，上面铺点稻草。全社同志为能睡上这样高级的床铺而深感高兴。《拂晓每日电讯》办公桌是一块破门板，用砖头垒筑成腿，座位是用砖头垒的小台墩，上面垫点草或自己的旧衣，同志们戏称之为“硬座沙发”。当时驻地靠近湖边，蚊子特别多，从师长到战士都没有蚊帐。白天工作时，需要穿上长腿裤、长袖褂、布袜，严防蚊虫叮咬。夜间睡觉，气温再高，也得用布单把全身都盖严，只要露出一点缝，就被蚊虫咬醒，痛痒难眠。有的同志寻个高地通风口去睡觉，以避免蚊虫进攻。当地人教我们用碎草放在屋内点燃，以烟火熏驱蚊虫，再把门窗洞堵严，严防蚊虫在烟消后再进入。在这样的环境下，全体同志友好团结，士气高昂，以俭朴为荣，革命必胜的信念坚如磐石。大家一心一意为抗战胜利，为建立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为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 护送开封文教界人士进解放区$$ 1948年6月20日我军打下开封，与敌军残部进行巷战。我奉命进入市区观察。一路上看到国民党守军尸体枕籍，遍地是血，还听到城西北角龙亭一带仍有枪炮声。我迫不及待地跑到那里，看到潘、杨二湖水面上漂满了被大炮震死的鹅、鸭。一个战士告诉我说：负隅顽抗的守敌已被全部歼灭，抓住了敌守军头目张洁和省主席刘茂恩的哥哥刘镇华（民国年间任过陕西督军和安徽省主席）。$$ 我又急切地跑到河南大学。刚一进校区，就有一股恶臭迎面扑来，原来敌军把大学校园变成了养马场。把偌大一个学府糟蹋成这个样子，真令人痛心。我跑到图书馆，原有的40多万种藏书已散失大半。我顺手拾起一本易卜生的《社会栋梁》英译本，刚要走出校门，只见军区政治部一个通信员骑马飞奔而来，对我说： “快到金台旅社，上级说有紧急任务找你。”$$ 到金台旅社后，见到豫皖苏行署副主任杨一辰同志。他拿出一份电报，说：“这是由豫西司令部转发过来的（可能是中共中央的来电），令豫皖苏军区火速派人寻访原在开封以及由重庆、西安等地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敦请他们来解放区。这一重大任务，军区已决定交给你具体办理。这是命令，不得延误！”同时得知，原拟占领开封的决策已因形势变化而改变。$$ 我接到这一命令，心想：开封战火未熄，家家关门闭户，甚至有的人还躲在地洞里，怎样去找呢？后来灵机一动，决定去刷绒街找嵇文甫教授。他不仅在学术界声望很高，并且思想进步，开封各个系统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也常以不同方式与他接触。于是当机立断，径直到嵇老师宿舍门前，狠敲他的大门，并高声报出我自己的名字，但毫无动静。我又转到住所的右墙角一扇窗户下轻敲他的窗子，低声报出我的名字。（我是他的学生，因赴南京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请愿而被通缉，后到解放区，此事他是知道的。）忽然吱的一声，窗户开了一条小缝，隐约听到嵇老师的声音：“听出你的口音了。”随即吱呀一声大门开了一条缝，我敏捷地钻了进去。嵇老师和他的两个儿子（我的同学）紧张地站在他的书房里。我不用多说什么，此时此刻我的出现已是非同寻常了。我直截了当地说： “解放军派我来接你们到解放区去，并请设法联络在汴的学者、名流、文化界人士同去。”于是研究通知哪些人。我提出王毅斋、李俊甫、苏金伞、赵俪生等老师，还有李定中、陈方、武柏林等，特别是《中国时报》的李蕤、郭海长、刘国明等人，越多越好。嵇老师说：“李蕤已不在开封，但兵荒马乱的，怎么找呢？”我说：“烦劳两位学长（指嵇的儿子）跑跑吧！另外郭海长交际面广，可通知他多方联络亦好。”$$ 接着的问题是，估计愿到解放区去的人很多，且有的要求带家属同行，扶老携幼，怎么个走法呢？必须解决交通工具问题。于是，我到鼓楼街一幢房子里找到粟裕司令员，报告了这件事。他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还是耐心地听完我的话，然后喊来一个参谋问：“卡车还有多少？”回答说只有7辆了，留来拖敌人的高射炮用的。粟裕司令员说：“送人要紧，把拖不了的那些高射炮炸掉就是。派两辆车吧，就这么办！”我喜出望外，又提出：“车虽有了，但往豫西去的路上敌我占领地带犬牙交错，如遇到敌情怎么办？能否派些武装护送一下呢？”粟司令员笑着说：“这小鬼还考虑得挺周到哩！派一个班的兵力、两挺机枪护送。”又对他的参谋说：“向有关方面打招呼，协力完成这个任务！”$$ 24日傍晚，由金台旅社出发的车子抵达禹王台附近，以嵇文甫为首的学者、名流、知识界人士包括家属在内约七八十人，受到了张国华和杨一辰、曹志真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和接见。领导上指示我带领一个班随车护送他们去豫西。我们按既定路线行进，进入黄泛区某地，张国华同志也转移到了那里，招待大家吃了一顿饭。于是经过扶沟、鄢陵、许昌等地向豫西进发。一路上虽未与敌军遭遇，但敌机总在空中盘旋。这些学者和家属没经过这种情况，都有些惶恐。“保证安全”是我此行的最大责任，要将这眼前的七八十口（其中有老人和妇孺）平安送到远在数百里外的兵团司令部所在地豫西襄城，对于我来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一路上，我始终与护送的战士、班长、机枪手高度集中注意力，观察周围的情况。$$ 一路颠簸，虽然知道经过周密策划的这一路线上并无敌军，但仍怕遇到“土顽” （地主武装），万一交火，纵无伤亡，也会吓坏老人和孩子。为避敌机空袭，基本上是黑夜行车，白昼相机开动。这样总算一路平安，两日后到达襄城县，在城西一个教堂里将大伙儿安顿住下。$$ 我立即寻找豫西行署特别成立的接待班子的驻地，并得知他们已向陈赓同志及大军区首长汇报了情况。我陪同傅涯同志（陈赓夫人）、新华社记者穆青同志返回城西教堂。我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傅、穆二人告诉我，刘伯承、陈毅、陈赓三位首长都会亲自前来慰问。我还得知了不少新闻，还有中央最近召集陈毅等同志前去开会的一些内容，顿感精神振奋，心情愉悦，数日来的紧张、疲惫一扫而光。$$ 回到教堂后，宣布了首长们要来慰问的消息，使得这些行车劳顿、精神紧张疲乏的老少人们惊喜万分，欢呼雀跃，翘首以待。不久，首长们来了，我向大家介绍了三位司令员的姓名，并向首长介绍了到达解放区的几位主要学者、名流，他们一一握手言欢。三位首长坐在教堂的台上（陈毅在右，刘伯承居中，陈赓在左）。刘伯承首先讲话，除了致欢迎之意外，还很谦虚地说：我是一个老兵，讲讲目前的形势。我们不仅要逐个消灭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而且要从长江上选择渡口过江，直捣蒋介石的老巢南京……顿时响起一片掌声。刘司令员持重徐缓、朴直深刻的讲话，给人以很大鼓舞。紧接着陈毅同志讲话。他口若悬河，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形势，分析得深刻而明快，气势磅礴。听众啧啧称叹，纷纷低声议论： “共产党有人才啊！”轮到陈赓同志讲话时，他真诚而谦虚地说： “两位老总都讲了，我再也无话可讲。”其后是学者、教授们的提问，都得到了圆满的回答，大家其乐融融。$$ 后来在豫西解放区成立了中原大学，这些文教界人士大部分被安排在学校里。后该校东迁到开封市，南下武汉时又设政法、财经学院，培养出众多的人才，分配到全国各条战线，发挥了很大作用。至于到豫西的文艺、新闻人才，亦分别安排，各得其所，为新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公朴在南阳的一次讲演$$ 1939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私立南阳宛南中学的操场上哨声响起，学生们集合在一起，肃立在凛凛的秋风中。不一会儿，一位身材不高、满面胡须、上身着黄色军褂、下身穿黑色马裤的人登上了搭起的高台。学校的有关人员介绍说，这就是著名的学者李公朴先生。热烈的掌声中，李公朴先说了几句对大家的欢迎表示感谢的话，然后，他讲起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在八路军的领导下，如何站岗放哨、阻击敌人、掩护游击队的事情。李公朴讲话时，在台上不住地踱来踱去，神情激昂。接着就举起双手大声高呼：“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他的话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不断地高呼：“中国不会亡！”这声音就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天空中厚厚的阴霾。$$ 宣传报道焦裕禄的前前后后$$ 焦裕禄同志去世时，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正在民权县参加省里的沙区造林现场会。会议上，张流着泪讲述了焦裕禄对兰考县除“三害”作出的突出贡献、感人事迹，以及焦裕禄和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特别是讲到焦裕禄同志临终时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请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时，张钦礼泣不成声，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都流了泪。主持会议的王维群副省长听了张的介绍后，高度评价了焦裕禄同志，提出应该很好地学习焦裕禄。$$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觉得焦裕禄是一个值得认真宣传的重大典型。趁着休息时间，他采访了张钦礼。张有声有色的介绍，深深打动了鲁保国同志，他立即向新华社河南分社领导作了电话汇报。开完会，回到分社后，他又向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事后，有人这样评说：第一个积极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是张钦礼，第一个热情宣传焦裕禄精神的人是鲁保国。$$ 1964年8月29日，张钦礼给河南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事迹的报告》。省委一位副书记读了这个报告很感动，在“四清”工作会议上，表扬了焦裕禄大公无私、忘我工作的精神，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他学习。新华社河南分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引起了他们对这个典型的极大关注。征得新华社同意，正式认定焦裕禄是一个重大典型，准备进行深入采访，突出报道。$$ 当年10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张应先和记者鲁保国、逯祖毅赴兰考采访，由我全程陪同。我们怀着对焦裕禄崇敬的心情，历时半个月，先后走访了数十位焦裕禄的生前好友和老农，搜集掌握了大量素材。1964年11月 19日晚上，新华社播发了这篇2000多字的通讯稿，刊登在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二版的左下方，主题为《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同时，新华社又发了一个比较详细的约有3000字的地方稿。河南日报社当天就打电话给兰考县委，让我去报社一趟。《河南日报》总编辑刘问世接见了我，在一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里，热烈地交谈着焦裕禄事迹和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的经过。刘总编告诉我，《河南日报》开辟了一个专栏，题目是《学习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该专栏在此后的日子里，连发了10多期。1965年1月，《河南日报》记者黎路来到兰考，我们立即投入采写，经过20多天的努力，4000多字的通讯脱稿，题目为《焦裕禄啊，兰考人民怀念您！》，发表在1965年1 月27日的《河南日报》第二版上。$$ 1965年12月17日上午，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带领记者来到了兰考，大家向他们汇报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如，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焦裕禄打着伞，冒着暴雨，在水里亲自测量并绘制洪水的流向图；鹅毛大雪下了一天一夜，焦裕禄在大清早把县委干部叫醒说：“在大雪封门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坐在屋子里烤火，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应该出现在群众面前！”那天，焦裕禄硬是忍着疼痛，在没膝的雪地里转了9个村子。一个无儿无女的盲人老大娘问他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儿子！”他在病危时，还在念叨：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 当汇报到焦裕禄去世后，几十位农民到焦裕禄墓旁哭坟时，穆青坐不住了，站起来，离开座位，双手插在兜里，低着头，在室内来回踱步，不时掏出手帕擦泪。特别是爱动感情的周原竟发出了抽泣声。穆青说：“我参加工作 28年了，都没有哭过，这次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焦裕禄精神太感人了，这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报道过，还得重新组织报道。报道不出去，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 此后的日子里，穆青等人深入到焦裕禄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和广大群众座谈，真正了解到了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焦裕禄究竟怎样。1966年1月14日，周原打电话转达了穆青的意见──中央领导表示，同意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新华社打算要像宣传雷锋、王杰那样，不惜版面，大张旗鼓地、突出连续地宣传报道焦裕禄……$$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题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社论。这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通讯一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为了深入地、连续突出地宣传报道焦裕禄的事迹，穆青又再次亲临兰考。根据当时宣传形势的需要，新华社河南分社暂迁兰考现场办公。为报道一个典型，把新闻机关搬到现场办公，这在中国新闻史乃至世界新闻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他新闻、出版、文艺单位也纷纷派记者、作家到兰考采访、报道，最多时达300多人。一时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观。$$ 发掘仰韶文化遗址$$ 1961年，国务院把仰韶村遗址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仰韶村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位于渑池县城东北9公里。它的发现，破除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说，填补了我国考古史上的空白，为研究我国史前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史料，因而名扬中外，举世瞩目。$$ 建国前的1921年，仰韶村古文化遗址被首次发现并进行了第一次发掘，限于当时的条件，对这一片神秘土地之下的远古文化内涵却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斗转星移30年，1951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政府就把目光投注在了这里。$$ 1951年6月2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团的夏鼐等考古专家又来到渑池仰韶村进行第二次发掘。7月2日发掘开始，开一条长20米、宽2米的探沟，清理灰坑一个，发现排列稠密的墓葬9座，出土了红底黑彩、深红彩的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夹沙陶鼎等，还发现了龙山式的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蓝纹陶、灰绳纹鬲、带流陶杯等。通过这次发掘，提出了该遗址存在“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的看法。$$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考古工作者研究仰韶文化的高峰时期，在陕西、山西、河南、冀南等黄河流域地区发现仰韶遗址千余处。有人曾这样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仰韶文化是摇篮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对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威望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规模的发掘需要大批经费，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们的国家显然还没有那个能力。$$ 1980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文物局通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派专家前往渑池县进行第三次发掘。盼望已久的发掘机会终于来到了。省文物研究所指定赵会军领队，和邓昌宏一道来到渑池，县文化馆积极配合，组成联合发掘小组。这次发掘分两个阶段： 1980年10月─11月为第一阶段，由赵会军主持；1981年4月─6 月为第二阶段，由丁清贤主持。发掘前，我们先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了铲探，了解到这一带的文化层浅的半米、深的5米，一般在1 米左右。情况掌握后，将发掘点选在文化层堆积最厚的地方，把解决仰韶村遗址的地层问题作为重点。我们蹲在探方里，手持小铲不停地刮削，仔细观察遗迹现象，分辨土质、土色，随时收集实物残片，发现小件文物就及时绘图，并记录其位置。$$ 由于路西一处断崖被水浸泡，暴露在断崖边的袋形灰坑一个接连一个，随时都可能倒塌。为此，我们采取了抢救性发掘，在路西开了一条探沟，出土了几件具有仰韶期特征的红陶罐、红陶钵。其中一个彩陶罐最具特色：罐高11．4厘米，腹部饰月牙纹一周，十分精致，是仰韶村遗址出土文物的珍品。发掘中，为了了解该遗址氏族基地的位置和时代，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还在遗址北部开了一条探沟。从三个发掘点看，仰韶村遗址各个方位地层堆积差别很大：北部探沟的耕土层下仅发现很薄一层浅灰色文化层和三个龙山时期的灰坑，其下均属原生土；路西探沟的耕土层和扰乱层下有龙山时期的灰坑，这些灰坑都打破了仰韶文化层，出土器物均属于仰韶村遗址早期的；路东（主体区）四个探方文化层较厚，按照土质、土色的不同，除耕土层外，分为8层，各个时期的遗物都有。我们根据地层的文化堆积、遗迹的叠压关系、各层出土器物的特征，将仰韶村遗址较科学地分为四期：第一期文化以红陶为主，灰、黑陶少见。第二期文化遗迹不多，多是碎片。第三期文化则灰陶多，红陶少，彩陶几乎绝迹。第四期文化的陶器造型比较规整，陶胎薄、火候高、轮制器物多。$$ 仰韶村文化遗址的第三次发掘，共开探方4个、探沟4条，发掘面积200余平方米，发现房基4座、窖穴41个，出土陶、石、骨、蚌器613件。这批出土文物运到郑州后，经过整理，确认仰韶村文化遗址共分8层、四种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类型、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庙底沟二期类型、三里桥类型）、两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两个文化是承上启下关系）。至此，对于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内涵终于得出了准确结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发掘殷墟妇好墓$$ 蜚声中外的妇好墓，是1976年春季发掘的。该墓位于河南安阳市小屯村西北的一片岗地上。这座墓是偶然被发现的。 1975年冬季，安阳掀起了平整土地的浪潮，小屯村西北岗地被视为平整的对象，但这里是殷墟重点保护区。为使殷墟的重要遗迹免遭破坏，我和队里有关同志商量，应尽快在此处开展工作，了解遗址内涵，以便采取保护措施。$$ 勘察钻探工作于11月20日开始。将F1的房基土清理到底后，露出四边略小于F1的长方形夯土坑。很像一座墓葬，但经数次钻探，探到5米多仍不见底，且探到石头之类钻不下去了。有些工人说这是块死夯土，下边不会有东西。工人们所说的“死夯土” 是指房基土，由于不能断定是否是墓葬，不便进行发掘。因此5月 16日工地停工一天，集中力量，选择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备好接杆、拧杆，决心打深孔，探到底，弄个水落石出。为避免探铲破坏文物，我们先在边缘打孔，但未发现重要现象，后来决定在坑的中心部位打孔。开始钻探比较顺利，但探至深约6米时，已接近潜水面，土质变得又湿又黏，探铲带土困难，于是加用拧杆，通过推动拧杆向下钻探，每打一铲都很吃力，进度很慢。有时探上的泥土中途又滑落下去，但工人们耐心地握杆下探，并仔细观察每铲探上的土样。不久又出现探铲打不下去的现象，大家分析必是下边有东西。于是大家用力晃动探杆，钻孔大了，又用力向下压，似乎出现了缝隙，接着用力下压，探杆猛地下陷了约70厘米。这时，手握探杆的青年工人使尽全身力气向下猛压探杆，又压下深约30厘米，出现了硬底，压不动了。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慢慢拔出探铲，惟恐随泥浆下滑。探铲拔出来了，满铲是湿漉漉的红色漆皮，还探上一个完整的玉坠，足以证明这是一座墓葬，在场的人无不兴奋。$$ 当确定是墓葬之后，下午我与队里同志研究发掘工作时，大家积极支持，于是决定从第二天起集中力量发掘此墓，其他工作暂停。5月17日此墓的发掘开始了，并增加了工人。在发掘此墓填土时就不断有出土物，如距墓口深约3米处出土玉臼一件，臼孔内满染朱砂，鸮纹石磬也是在填土中发现的。在距墓口深约5．6米、墓室中部偏南处，出现大量重叠在一起的骨笄、石豆、石蝉、石鸟、骨刻刀、陶埙等。其中骨笄和象牙器皿放置整齐，边缘较直，估计原是装在一个长方形木匣中的。为便于剔拨清理，我们将这部分遗物装箱运回考古站内。后来果然取得较好的修复效果。水面以上的发掘工作进展顺利，到6月2日水面以上的发掘告一段落。接着进行水下发掘的各项准备工作。$$ 水下发掘必须尽快完成，否则墓壁经水浸泡，极易坍塌，随时会发生险情。 6月6日做好了发掘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没有供电。有经验的老工人说天气很好，建议先用辘轳绞水、出泥，向下做做看。我们觉得有道理，于是用人工开始了水下发掘。工人劲头很大，时间不长，用原木构成的椁顶显露出来了，在椁顶上层还出土了白玉簋、青玉簋。工人们见到这些宝贵文物，高兴得叫喊起来。接着，墓内北端的大型青铜器也陆续露出水面。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位于椁室东北角的大方鼎的两耳，随后三联盟架、联体甗的上部也露出来了。满坑的青铜器着实令人惊喜，但青铜器挤压在一起，下部还埋在泥水中，当天只取出部分小件器物。这时面临的问题是尽快解决电源，于是我们请来安阳市供电局的负责人，当他看了发掘现场后，答应次日全天供电。$$ 6月7日，开始了紧张的水下发掘工作。有了电，抽水问题解决了，工人们分组轮流下坑，不少工人有打水井和挖水墓的经验，工作安排得体，有条不紊。为保证安全，避免墓壁坍塌，墓壁四周的大中型铜器暂时不动，首先清理棺室内的淤泥。棺室内放有大量的玉器和大堆的海贝，触手可及。工人们在紧张地操作，我们工作人员随时记下出土物的大体位置。开始时玉器是一件件往上递，后来发现玉器数量很多，而且有不少是小件，一件件传递太慢，于是将玉器装入水桶内，一桶桶递上来。最后将大中型青铜器用绳子固定或装筐用辘轳吊上来，直至清到墓底，挖至腰坑，捞出人骨，确信已无遗物时，紧张的水下发掘工作方告结束。$$ 墓内所出各种质料的随葬品共有1928件。其中铜器460多件（未记小铜泡）、玉器750多件（未计穿孔小圆片和残片）、石器63 件、宝石器 47件、骨器 560余件、象牙器皿 3件、陶器11件、蚌器 15件，另有海贝6820枚、红螺2件。随葬的200多件青铜礼器，绝大多数铸有铭文，是十分可贵的。$$ 抗战中的周口众声剧团$$ 1937年下半年，位于我省东部淮阳、项城两县交界的水寨镇，受到日寇侵略的威胁。镇上的青年都因为学校暂时停课而失学。进步青年孟宗鲁、张德斌、任德性等发起，联络本镇学生组织了青年读书会。大家一面学习，一面宣传抗日。通过书写标语、张贴墙报、开办民众小学、到剧场演说等形式，唤起群众团结御敌。$$ 当年冬，河南省第七区专员公署从淮阳迁至周口，设置民运督导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郝久享、刘作孚、孙思贤、宋良由等，都是共产党员。孙思贤曾到水寨指导青年读书会的工作。$$ 1938年春，任汉基从陕北抗大毕业，前往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路经水寨时住在读书会内。大家请他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介绍抗日根据地和共产党培训干部学校的情况。他还赠送给读书会许多进步书籍报刊。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向豫东进逼，淮阳县岌岌可危，在共产党抗日救亡政策的感召下，在青年读书会的基础上，宣布成立了“众声剧团”。$$ 剧团成立时，有20多人，团部设在水寨镇西门里一家粮行的两间栈房里。除继续书写标语、张贴墙报、开办民众学校外，还积极排练短小精悍的剧目。不到一个月就准备了可供轮番演出的节目，如《打鬼子》、《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参军》、《村中林哨》、《戒烟》等十几个小戏；还能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之歌》等抗战歌曲。剧团开始在镇内火神庙前搭台演出，接着到附近的豆门、南顿城等村镇公演。$$ 当时，豫东各地到设在西华县的豫东特委和华东各地到中共中央之间来往联系的同志，路过水寨镇的很多，其中有的把众声剧团作为休息站。他们每次来到剧团，都给同志们讲国内外形势、时事新闻，解答各方面问题。驻在周口的孙思贤经常到水寨镇等地检查工作，指示当地为剧团筹措必要的宣传费用和团员的生活补贴。$$ 1938年秋，随着日伪势力的紧逼，剧团不得不离开水寨前往周口。这时随团行动的有20多人，沿途经过练集、苑寨时，不顾劳累，连夜宣传演出。到周口后即编为专署民运督导委员会政训处，宋良由为主任。大家每天分组到街上宣传，组织工会活动。后来，为进一步组织广大农村的抗日力量，剧团从周口镇迁到镇西八里的申庄。当时，剧团男女成员分别住在申庄群众家里，不论是在牛栏、草屋、车棚、厨房，一律睡在地铺上，生活、工作条件很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昂、精神愉快，团员之间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而且，剧团始终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作，经常由苏君实和我向党组织汇报、请示工作，并按照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开展活动。$$ 1939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取消了民运督导委员会，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这种形势下，众声剧团被迫解散。申庄一带群众听说这一消息，纷纷给剧团送粮、送菜表示挽留。离开申庄时，附近几个村的男女老幼不约而同地前来送行，依依不舍，许多人挥泪而别。剧团回到水寨后，大家集中学习了《论持久战》等文章，酝酿今后的去向。由于各人的情况不同，有的人决定到学校工作，结合教学继续宣传抗日；有的决定投奔亲友，寻求其他有进步意义的工作。最后，孟宗鲁、张德斌等和我共7人决定前往陕北学习， 1939年4月以后，我们终于分批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陕北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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